屈原自沉汨罗江已2293年了。他被视为“人之高峰”。代代，年年，中华民族全体成员都有一次对他的集体怀念和仰望。每到此刻，大家都为他“士志于道”、横而不流的峻拔气息而肃然起敬。

　　“士志于道”是中国知识分子崇高的社会理想。孔子曾经这样界定：“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，未足与议也。”意思是说，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，既专心追求真理，却以自己穿的不好，吃的不好为耻辱，那便不值得和他讨论真理了。这种不为物质和功名利禄牵引的凛然有风、宠辱不惊、独立坦荡、不媚流俗，才是“士”最应该保持的气节。屈原敬畏这种崇高的“道”，勇于挑战愚昧、落后、不公正、不合理，敢于批评，不畏权贵，心有正义，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。让“士志于道”形成了“历史最高峰”。

　　如果说拒绝物质诱惑，是一种必要的“士”的追求，屈原式的宁愿为内心的崇高“慷慨赴清流”，用“赴死的决绝”坚守理念，就更见其崇高、卓越和巍然耸立。那一丝简单的信念，因为有了沉甸甸的质感、执着的推拉、生命的分量，而成为征服人心、洗涮灵魂的最能憾人的教材。

　　以身殉道，自成“高峰”。屈原因此成为了历代文人内心最为唯美、崇高的偶像。李白说“屈平辞赋悬日月”，苏轼企慕“要伴骚人餐落英”。文天祥化用他的“鸟飞反故乡兮，狐死必首丘”意境，写出“臣心一片磁针石，不指南方不肯休”的千古绝唱。把爱国精神、高峻的民族气节、坦荡的君子做派，推向了一个又一个“历史的高度”。他的崇高，已经注入了我们的民族精神，成为民族基因，永远左右人心，指导行为。

　　这种精神，绝不局限于“士”，更在庶民草根。“士志于道”，成了民族自觉的公共精神。纪念屈原的端午，是中国最重要的四大节日之一，从朝廷到郊野，人人参与。抗战期间，重庆大轰炸让国人深味到了家破人亡、山河破碎的痛楚。端午节期间，重庆举办了隆重纪念屈原的活动，参加者比原计划暴增，人人“诅咒侵略，赞扬真理”，也成为当时的“最强音”。越是在困难岁月，崇高精神就越能成为最有力的黏合剂，让公众完成迅速集结，带来滋润人心、营养灵魂的奇特功效。从古至今，尤其是革命年代，无数人“舍生取义”，革命理想高于天，以生命追求真理，其支撑的精神力量里，就是屈原“士志于道”的滋养。

　　当下，“士志于道”更大有作为。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中国梦，政治开明、社会和谐，为每个人提供了广阔舞台。时代剧变，各种观念袭来，我们更要守好内心的“道”：有人无比粗鲁，我们则要善意提醒；有人贪污腐败，我们则要大胆举报；有人搞暗箱操作，我们则要抖出真相。不因为浪费自己的时间、增加风险，而轻易放弃；更不因为损害了自我利益，而患得患失，躲躲闪闪。我们是中华儿女，我们有自己的义利观，绝不会丢失内心的崇高；我们可以舍弃花花绿绿的诱惑，但不会丢掉心中的道义。潮平两岸阔，风正一帆悬。我们人人都将“大道行直”，心系家国，内化于心，外化于行。人人都将崇德向善、激情探索，当做生活常态。人人都像屈原那样，独立，清醒，坚守，任尔东西南北风，矢志不移中国梦。